问责郑州红码事件：最严重止于“撤职”，最轻只是“记过”，“宽以待官”开创了新境界

尽管6月22日郑州公布了对红码事件的处罚通报，平息事件影响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但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这纸通报非但没有定分止争，反而又让此前的质疑声浪多了几个分贝。

概括一下这份通报的大意是：对包括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冯献彬，团市委书记张琳琳等在内的五名当地官员进行了党纪或政纪处分，最严重的处分是撤职，最轻的不过是记过。

你没看错，对五名涉事人员的处罚，完美地限定在了“党纪政纪”处分的范畴，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处罚，连影子都没见到。甚至，党纪政纪处分都未触及到顶格的“开除党籍”与“开除公职”。真是良苦用心！

与当初舆论的沸反盈天相比，如今这个处罚结果只能算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行政法中有个“比例原则”，套用这个概念，这个处罚结果，与当初该事件的恶劣程度，完全不相称。这哪是处罚，这明明是保护。处分期一过，相关官员想必又是“马照跑，舞照跳”，该升官的升官，该发财的发财。皆大欢喜！

以往对于类似的事件，舆论往往用“罚酒三杯”来表达失望之情，而这一次，恐怕连“罚酒半杯”都不算。如此“宽以待官”，郑州方面的处罚，也算是开创了新境界。

就这出闹剧的本质而言，它压根就不是一个党纪与政纪的问题，而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法律问题。滥赋红码，涉嫌违法，甚至违宪，应该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

我们不妨把法条掰开了看，清清楚楚地告诉郑州，滥赋红码，到底违反了哪些法？

首先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粗浅了解过《宪法》的想必对该法第37条第1款并不陌生，该款明确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以赋红码来限制储户自由活动的权利，这违背了宪法的根本宗旨，触及了法治社会的底线。

其次是《传染病防治法》。该法第1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这一条款明确了采取“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只能用于传染病防治。也就是说，将隔离、控制手段用于非防治传染病的任何领域，都是违法的，都超过了必要的边界，都要追究法律责任。

其三，滥赋红码，明显违背了《个人信息保护法》。首先需要追问的是，银行信息是公民极为敏感的个人隐私，是谁将这一千多名储户的隐私信息泄露给了所谓的防疫部门？对于泄密者，应当依据该法第十条——“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进行严肃追责。

同时，在储户存款信息被泄露后，又被防疫人员用于人身自由管控，这又触及了该法第34条：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这又“该当何罪”？

郑州方面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此前的讨论已经比较充分，揪出泄密者，并严肃追究其法律责任，是必要的纠偏，也是守护公民个人权利、捍卫法治尊严的必需举措。

最后，郑州有关方面将防疫码用于限制与防疫无关的领域，更涉嫌滥用职权罪，必须予以重罚。

给郑州方面普及一个基本的法律概念：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或者不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根据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情形的，应予立案。

郑州这起红码事件，远远超出了防疫管理的内容，已经引发全社会的关注，不仅对受害储户造成了难以评估的损失，也极大伤害了郑州地方政府的形象，显然已经构成滥用职权犯罪，必须坚决立案调查，绝不姑息。

当我们一条条罗列相应的法律条文后，郑州红码事件是否违法，是否应该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甚至刑责，答案恐怕已不言自明。

压力来到了郑州方面：是止于党纪政纪处分，还是依法向前一步，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法律处罚？选择前者，违背法律常识，违背世道人心，储户不答应，法律不答应，全国公众不答应。遵从后者，才符合法律的要义，才能抵达正义的终点。

郑州如今的这个处分结果，令舆论大失所望，由此导致的结果也是相当可怖的：如果真正违法犯罪的人得不到应有惩罚，公众还怎么相信政府与法律？这显然不是郑州、河南一个城市、一个省份的事。

郑州这几年在舆论场持续“爆雷”，公信力已经经不起折腾。不如借此次事件，对此事彻查到底，来一次彻底的形象危机大营救。

做与不做，往往只在一念间，而这个瞬间的选择，却可能决定未来。

郑州有关领导，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