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22 年找工作，毕业生们的“最后一课”

没有好选择、坏选择，只有自主的选择或不得不做的选择。

文丨李娅宁朱凯麟

编辑丨姚胤米

在正式找工作之前，大四学生郭栩（化名）不曾认为这会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她会这么想，不是因为不谙世事，而是父母、长辈们的经验在前。走出大学，社会上大把的机会朝他们伸手，只要够努力，想要赚钱，真没什么难的。

1977年，全国统一高考正式恢复，对于那时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青春不必只在劳动和灰头土脸中度过，一个更有希望的明天就藏在干净明亮的教室里。

那是一代人笃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开始，此后20年间，大学生毕业就被分配工作，有些人一踏出校门，就能在社会上担当要职。

虽然分配工作的大门在1996年关闭，但改革开放创造了大量的民营企业，它们又创造出大量的工作岗位。在自由竞争的求职市场，不问出身、不考虑家境，只要能力匹配，学生们大多能被市场给予公平的回报，在一些行业最为火热时，他们还能得到远超出自己实际能力的回报。

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1076万人，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年。而他们所面对的市场，又是波动最大、不确定性最高的一年。

就业是一个受宏观经济影响的系统问题。此前几年，大量应届生被不同规模的互联网公司和依附于互联网的公司消化。截至2021年底，各家互联网大公司的员工数量是：腾讯10万人，阿里巴巴25万人，京东32万人，字节跳动16万人，美团集团员工9万人，而被他们连接起的供应商公司、外包公司、店铺卖家、骑手、网约车司机更是数以千万计。

市场上“最快”的互联网行业也开始慢下来，大学毕业生们无处被消化，学历已不再是优势。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吴晓刚2019年曾为高校扩招二十年写过一篇文章：《从10%到90%：高等教育如何走向大众化》。吴晓刚参加高考的1987年，全国考生有228万人，录取是27%，而到了2019年，千万人参加的高考，录取率在90%以上。

“读大学不再等于向上流动。”他在文中这样总结。

一条通路的结束，是另一种故事的开始。00后们的父母在他们这个年纪，刚刚赶上好时候，考大学很难，但找工作很简单。而到了他们这一代，故事反过来了。

高校内的就业率博弈

毕业答辩刚结束，内心的轻快还没停留一分钟，郭栩和班上另外19名同学被叫到了学院会议室。她知道，辅导员又来催就业了。

郭栩就读于一所双非（非985或211）一本院校，英语专业。五月过半时，班里一半以上学生没有落实去向。在一张长桌旁，学生轮流说自己的打算，辅导员再挨个点评一番。郭栩心想，来到这里的人本来就没有着落，为什么一定要大家非得说出个着落来呢？

“我们都感觉到被威胁了。”她模仿辅导员的语气：

“其他学院不签三方的同学会影响政审。但我们学院不会这样。”

“你以为你毕业了之后就和学校没有关系了吗？”

“网上一个章80块。但我没有要让大家这样做的意思。”

郭栩很清楚，他们是辅导员完成就业率KPI的障碍。她曾把遭遇讲给就读于985的朋友，设想大家有相似的经历。但朋友们没有被催，其中一位还为他们境遇的不同找到了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你的学校差，你才被催。”

不同水平的高校的就业率情况符合市场规律，受多重因素冲击最大的，还是双非一本、二三本院校。

张薇（化名）在天津一所民办二本就读，从3月23日到5月18日，辅导员一共催了她7次。有时是发微信，有时是打电话，每次都直接问“三方协议怎么样了”。最后一次，老师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答辩之前，你懂的。”

辅导员的询问，她总是敷衍过去。直到有一天，一向温和的论文指导老师也突然开始催就业：

“去问问其他同学是怎么签协议的。”

“不要因为这个小事影响毕业大事。”

一天早晨，张薇醒来打开手机，屏幕上是指导老师发来的消息：“早上好！签三方了吗！？”

一个叹号和一个问号。张薇气愤、恐惧、慌张，感到自己退无可退。她想到有位同学经过几次沟通，被认为“油盐不进”后，指导老师评价其论文“写得不太好”。张薇决定妥协——让父母托关系找一家公司盖了章，只签合同不入职，等论文通过，拿到毕业证，八月就解约。

郭栩、张薇只是2022年就业不顺的应届生中两个小小的案例。上海某高校辅导员靳敏（化名）告诉《晚点LatePost》，截至6月1日，她负责的4个专业的就业率在40%-60%不等，约比去年同期低5%-10%。

高校积极落实就业率，不仅是完成一道行政指令，也关系到各学院之后的发展。江西省教育厅6月公开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指导办法（试行）》称，对毕业去向落实率低于50%的专业点，扣减高校招生计划；对连续两年毕业去向落实率低于50%的专业点，责令其停止招生。

杜晶晶（化名）是上海某211高校的年轻辅导员，她所在的学院并没有因为上海疫情而降低就业率要求，今年目标仍为92%。学院领导三天两头、不分昼夜地打电话，询问学生就业情况。“学校希望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即便客观环境再糟糕，也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她说。

今年情况不同于往年。往年三四月份，辅导员的工作重心在就业指导、修改简历、岗位推荐，今年大部分时间耗在给封控在宿舍的学生们送三餐和收集抗原试剂盒上。而受疫情影响，近20个省市的公务员考试都延期举行，时间未定，让保就业任务雪上加霜。

安徽一所二本高校的辅导员刘莉云（化名）负责小学教育专业，双减政策让辅导班和私立学校的招聘规模急剧减少。截至6月初，班上就业率只有不到30%。学校从去年12月就向辅导员强调就业问题，虽没有硬性要求，但有时会批评排在末尾的辅导员，有领导甚至半开玩笑说“完不成就业率就引咎辞职”。

网络上，大量学生抒发对辅导员的不满，也常能看到辅导员视角的抱怨。学生夹在严峻的就业形势和辅导员催就业的压力中间，辅导员夹在就业率指标和学生的抵触心态中间。

一位二本教师今年要负责十几个学生的就业。他们是学校虚拟现实（VR）专业的第一届学生，但连主流的编程语言都不学。大部分学生在校期间没有实习，专业能力达不到岗位期望。就业情况不好，领导开会要求老师劝学生：不要只想着对口就业。去做销售、行政、采购都行。

跟着行业一起慢下来的互联网招聘市场

柳忱（化名）是北京某互联网大公司资深HR，负责校招工作近8年。放在以往任何一年，她都不会像现在这样为毕业生们感到担忧。HR从宏观视角看就业市场，知道很多求职者不知道的事。比如说，很多人觉得应届生只有两次就业机会：秋招和春招。但在她看来，一年当中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公司吸收新人的窗口——实习的大门一直为他们敞开的呀！

以前，学生们找她咨询意见，是比较手里的3家公司哪个更强；今年则是比不同的路——到底是回老家考公务员，还是考研，还是继续等字节跳动释放一个应届生机会？

互联网的求才若渴在2021年秋天达到顶峰，几乎每家大公司都喊出了“史上最大规模校招”的口号。2021年7月，阿里宣布2022届校招开放113种岗位、其中45种岗位首次面向应届生。字节跳动、百度都声称计划开放8000个面向应届生的岗位；腾讯计划开放7000个，比上一年增加40%。

尽管每家公司对外口径不同，有的是预期发放的岗位数量，有的是实际需求数量。但当时，公司们的共同认知是：他们都认为确实需要招那么多人。

“那些数据都是真的。”一位互联网资深人力专家说。各家去年6月的确规划得很激进，到了10月，各个公司发放录用书的节点，公司还在原来承诺薪酬的基础上再为应届生加薪。腾讯很激进，大幅加薪，字节小幅加薪。“其他几家多少都有跟进加一点，还是想抢人的。”他说。

而从年底开始，局面彻底反转。阿里在去年底就计划裁员，其他公司也相继跟上。所有公司不再补招应届生。除了字节美团等少数公司，其他基本不招实习生。有的学生在互联网公司实习，没有等到转正考核就直接被裁。部分公司毁约应届生。

杜晶晶就有学生被毁约了。“企业打来电话说这个岗位没有了，如果你还坚持来我们公司，就只能去仓库当工人，和高中毕业生一起。”她回忆道。

每年毕业季，互联网企业毁约应届生录用书都并不鲜见。柳忱说：“通常大家对应届生多少有保护，但现在一块业务都活不下去，你（招进来）这个人往哪放？”

一位接近美团校招的消息人士称，美团人力部门3月的一次会议要求：2022届的岗位需求，原则上全部停掉，的确有需求的可以特批。下架全部岗位，不接受新投递，有招聘需求的部门从已经投递的学生里面挑。已经面完了的可以继续走offer流程。2023届，研发不变，按原需求继续招，非研发岗位，重新审批需求。

4月中旬，阿里校招官网的春招入口显示为灰色，流程暂停，只开放2023届应届生的实习申请通道。

每个月状况都会发生变化，也有公司会降薪重新招聘。上海一所双非院校的毕业生5月曾去“交个朋友直播间”面试，对方开出6000多的工资。扣去房租，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后来一位朋友告诉他，有人数月前拿到了同样的岗位机会，当时公司给出的月薪是1万多元。

靳敏的大部分学生秋招时在准备考研，还有的对秋招机会不满意，选择等春招，“到了春招，拿到的岗位更差。”

春招的招聘单位和机会降低。到了六月初，“学生们已经是把能签的都签了。”靳敏说，还有一些学生把接受范围内的上中下的岗位都投了，但还没收到回信。

受疫情影响，互联网公司的2023届秋招宣传声势弱了下来。一位招聘专家透露，由于多地不方便举办线下招聘会，加上公司降本的要求，多家公司裁减了校招预算。

学生们开始投递以往不考虑的选项。某大型通信国企的HR沈莹（化名）把今年的情势比做应届生挤在一个盘子里，但“水管堵得非常狠”。

受公司业务和形态影响，她们公司并不是有志于从事互联网的年轻人的第一选择，年轻人都更想去做一些“更酷的业务”。以往同期，释放一个应届生可投递的岗位，一周才能捞到四五十份简历，今年一天之内，她就收到377份简历。

沈莹最近已被大学老师们弄得不堪其扰。4月开始，就有老师给她微信留言，问她是否愿意到他们学校去看一看，或者能不能让他们来公司交流一下就业工作。沈莹不由想起从前，“前几年校招，都是我们求着人家辅导员、招就办主任，让我们能进学校摆个摊，有没有好生源能推荐一下，人家根本不理我们。”

一位参与过校招的中兴人士回忆，2015年，中兴曾到东南大学做宣讲，企业准备的礼品都发不完——学生们有更好的选择。而今年5月，东南大学党委书记（相当于部级干部）到中兴通讯南京研究所“访企拓岗”，现场还举行了毕业生代表三方协议签订仪式及送岗仪式。

一些高校的校长甚至开始搞“直播带货”，推销的不是产品，是毕业生。4、5月，多所高校的不同学院通过公众号发出《致用人单位的一封信》，“呼吁社会力量伸出援手，给毕业生提供机会。”

靳敏所在的学院也发了类似的文章，但收效甚微，“还不如我自己托朋友有用。”在她眼里，访企拓岗也好，向外界呼吁也好，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学校是乙方，不占有主动权。

最近三年，沈莹能观察到应届生的就业状况一年比一年难，理科生都是如此，更不用说文科生，“完全一个都进不来，想找关系进来现在都不行。”

而还能挤进一家不错公司的学生，简历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位就职于vivo的管理层人士近期刚招进来一位应届生，“很基础的岗位”，对方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实在比他这个leader学历高出太多。

前述专家感慨：2023届，才是真正就业难的一年。“数数行业的企业的年报，有几家增长10%，20%的？”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增长期结束了，现在，是一个谷底。

用考研考公对抗风险

5月中旬，郭栩参加了一场校园招聘会，企业展台在羽毛球场围了一圈，大概20家，工科岗位居多。郭栩带着10份简历，把能投的都投了，手里还剩2份，但投递的岗位“没有一个真正想去”。

一家深圳的互联网商务公司在招管培生，她仔细一看，要求候选人必须来自985、211高校。剩下的岗位，只有海外营销可以投，薪资标着4000-8000。她问，实际月薪能有多少？对方答：“绩效低的话就是4000左右。”郭栩吃惊：“这还能左？”

招聘会带来的心理落差非常大。“以前可能朋友或父母给了我一种错觉，以为赚钱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郭栩在职业规划上一直遵从父母的意愿。他们觉得未来高校对思政老师的需求比较大，想让女儿考研时转到马克思主义专业，郭栩也觉得“是一条比较稳妥的路”。

疫情和封控反复，让郭栩有机会思考和“时代环境”相关的问题，对之前规划的思政老师之路“没什么信心了”。在22岁，郭栩终于在人生的重要选择上开始违背父母的意志。

她决定找工作，并且一定要到离家乡比较远的城市。但她不得不承认，这两年外部环境确实不太好，“就觉得你在外面可能因为一句话就被裁了，很没有安全感，很动荡。”郭栩用四个字总结自己的真实感受：我也会怕。

两年前，她曾经在教培机构实习，就在学校不太远的地方。今年她再路过那里，看到机构的名字没变，但牌子已从“XX教育”变成了“XX科技”。

民办二本高校学生李萌（化名）也急着找工作，她学新媒体专业，投了一些互联网公司运营岗，但“等了半天都等不到一个结果”。年初，她不再纠结于必须进大公司，投递的公司从要求本科学历变成要求大专学历，从一定要双休，到大小周也行。不断让步的最后，唯一的硬性底线是：公司一定要有社保。

但她至今仍然没有收到录用书。

疫情三年，留学生们要么回国后不能返校，要么干脆用网课读完了留学课程。往年还因毕业时间不同，有几个月的时间差，今年，留学生们直接撒进就业市场，和国内高校应届生们竞争。

郭栩最接近理想的一次，是面试一家消费行业知名外企，视频群面，两个考官，六个应聘者，纯英文面试。在思考面试题答案时，一些关键词飘进耳朵，“英国留学硕士”“实习时和Burberry对接过项目”……

郭栩没有进入下一轮面试。得知结果后，她给邀请自己参加面试的HR发了感谢短信。她的心理预期已经调整得很实际：如果我可以找到比较感兴趣的、稍微好一点的公司，起点低一点也无所谓，人家能招我就已经很好了。

从4月考研复试被刷，郭栩投了200多份简历。最近，她终于签约，不过这份工作依然不符合预期。“工厂的非流水线工作，月薪5000。这是最后一批校招企业了。”她说。

相比之前几届，沈莹很难从“现在的小朋友”的简历中看到闪光点。“其实我们干这行这么久了，肯定心里都有数，现在项目组里面一个实习生能干什么，他只能打杂。”

学生们的心气儿散了。但这不能怪他们。

来面试的学生明显两极分化。丧的更丧，一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的样子，问一句答一句，“他要想躺平，谁都拦不住他”；另一极则表现得过于亢奋，战斗力十足，“他可能觉得今年竞争很激烈，整个人就会出现一种应激性的活力”。

为了不面对眼下的就业难题，一些学生需选择二战考研或考公务员。几位来自公办本科高校受访者的班级中，考研考公比例加起来都过半数。但问题只是被拖延，没有被解决。

近5年的考研招录人数和报名人数也在说明：考研正变得越来越难。除2020年外，每一年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的增长率都超过招录人数的增长率。那一年，教育部为应对疫情冲击，宣布研究生扩招18.9万人，他们中一部分是今年的应届生，一部分将在明年进入就业市场。

公务员考试更难。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计划招录3.12万人，而报名人数超过200万。近三年的报录比都在60：1左右。

方晴在内蒙古某高校读会计专业，她想好了，决不现在找工作。

2020年开始，方晴偶然听到父母谈论某个私企的朋友因为疫情失业。自去年底，这样的消息变得频繁。大厂裁员毁约的消息接连上热搜，她在相关话题下评论“卷死也要考公考编”。

仅仅几个月前，她对未来的想象还是另一个样子。她本想趁年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灰头土脸也行”。年初，方晴和同学得到了北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实习机会，在即将远行时撞上呼和浩特市疫情反复，持续了近一个月，她们没能进京。

生活的不确定感蔓延开来，短短几个月内，方晴经历了一场心态上的剧变，自己的学历、技能也不能给她足够的底气。——去大城市历练的勇气暂时没有了。

如果说，这一代就业困难的毕业生和他们的父母当年经历的困难有什么不同，也许是，现在的应届生大多有一层“家庭防坠网”：父母有一定储蓄，不需要对孩子有“一个人上班养活一家人”的指望，他们也不在意再“养”孩子几年，只要孩子能找到一份足够安稳的工作。

杜晶晶理解学生的逃避：“他们没有其他的工作经验，否则就知道如何更客观地评价一份工作的性价比和给自己带来的成长性，但是目前没有办法。很多人是盲目的，（找）工作比学习累可能就想再学习。”

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杜晶晶更相信敦促迷茫摇摆中的学生去就业是一件正确的事——如果很大比例的学生毕业后都不就业，而是在家里二战考研考公，那社会如何运转？

她一个个去问学生做出选择的动机是什么，抽丝剥茧，如果剥开来发现这个动机里“没有自己的想法”，便劝学生去就业市场上投简历。她越来越感觉到“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跟学生之间的撕扯，而是我们跟家庭和整个社会氛围的一种撕扯。”

好工作还会有，但最快的通道没了

每个时代都有一个行业是“好行业”，能提供人们认为的“好工作”。

一名北大毕业生回忆，他进入社会的2013年，同学如果不走学术想要赚钱，通常会选择四大会计事务所：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直到互联网热潮兴起，吸纳了大量社会人才，包括每年从高校走出的大量应届生。融资多、营收多的互联网，向员工们发薪水时也是大手笔。

学生们对自己身价的判断依据其实不多，社交网络上晒出的工牌、薪水、公司福利，很自然的成为他们为自己估价的标尺。

一位毕业于对外经贸大学2022届的本科毕业生对自己第一份工作的薪资要求是不低于1.1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来自《2021全国高校毕业生薪酬指数排行榜》，毕业生平均薪酬最高的学府就是对外经贸大学，1.1万元，超过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复旦。

除了好收入，还有好机会。十几年前，一个有闯劲的年轻人倘若能加入一家创业公司，几年内就能成为某个业务的重要决策层；哪怕不做管理，一个资深的、肯吃苦的员工熬到公司上市，也能得到父母几十年的收益回报。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1年出生的字节跳动直播业务负责人韩尚佑2013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先后任职于小米和腾讯。2016年进入字节跳动，先后负责火山小视频、直播中台等业务，如今他的下属里，就有他之前工作时的主管。

互联网，曾经给了足够有能力的年轻人充分的成长和试错空间。不过，有些事渐渐变了。

人力资源专家浩楠（化名）曾在房地产行业工作过十余年，2020年转投互联网行业。他认为，未来的互联网行业会越来越像过去几年的房地产业。碧桂园的未来领袖项目曾经能给刚毕业的博士生开出百万年薪；融创毕业生曾经可以五年就干到总监，最快十年干到区域总经理，年薪五百万。——现在这个通道几乎消失了。

2023届研究生方明（化名）三年前曾在字节实习，当时公司才五六万人。她的飞书上个人页面和正式员工没什么两样，要拉到最底下，才会显示雇员类型（实习）。后来飞书改版，个人主页的名字旁边清楚写着“实习生”。“以前大家干活没有边界，不像现在集中在一个模块上，把你当作螺丝钉。”她说。

最近一年，互联网公司缩编、裁员，即便是仍留下来的中层，也对升迁和财富自由不抱希望。一位不久前刚经过重重波折拿到互联网公司机会的毕业生说，他已经充分了解过公司内部的涨薪制度，做个三年他就会考虑尝试看更好的机会，“不跳槽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这样，大多数接受采访的人力资源专家仍认为互联网还是未来几年内能提供最好工作的行业。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称，超过1/4毕业生最期待从事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然后才是房地产/建筑业（10.9%）、文化/传媒/娱乐/体育（8.7%）、金融业（7.2%）。“只不过这个行业最快的通道已经没了。”浩楠说。

就业困境里还藏着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经济下行，好工作越来越少，但“好学生”却一年比一年多。

根据教育部数据，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18-22岁人口之比）在1978年为2.7%，1990年为3.4%，2000年为12.5%，2010年为26.5%，2020年达到54.4%。今年5月17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

好工作没有以相应的速度增长，学历贬值无法避免。出身更好的新一代大学生们走出校园，面对枯燥的工作和3-5千的薪资，感觉到的是一种坠落。郭栩求职的一个月，自我认知的建立远比大学前三年半加起来都要深刻，沮丧时她问家里人：“我怎么像颗烂白菜呢？”

关于未来，柳忱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提醒，明年应届生的秋招会更难。“往年这时候阿里已经在做23届秋招了，但我们没有听到动静。”一位内部人士透露，阿里巴巴淘宝系的某300人的技术团队招收了10%的2022届毕业生，但招聘2023届实习生的计划已经取消。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2022应届生就业率达到98%，但同专业下一届正在互联网找暑期实习的同学还没有几个拿到机会。一位最近面了美团、阿里、腾讯，全部没过的同学说，她最近在考虑转行。

4月，智联招聘发布《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称，今年的应届生平均期望月薪是6295元，比去年下降约6%。

学生们也学会了自我调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有人名皆为化名。